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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遗忘的时光:昆明老照相馆拾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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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遗忘的时光:昆明老照相馆拾遗

     45年前,朱恩华刚当学徒时,就开始接触“照片整修”这项手工技艺。如今,这项技艺已无多少用武之地 本版图片 记者 文若愚摄      “照片整修”与摄影、暗室和着色一起,被称为传统照相的“四大工种”      75岁的曹六一退休后,被返聘回相馆继续从事摄影工作。这位曾经获得过国家级人像摄影金奖的老摄影师,如今也学会了用电脑后期修图      曹六一为不少明星拍过照片。在老一代摄影师眼里,光影效果直接影响人物肖像的质量,如今的“大白脸”式艺术照使得肖像缺少立体感      人工着色要求颇高,技师不仅需要灵活运用色彩,还需要对细节的准确把控能力。一旦下笔,就无法再修改   2015年3月中旬,云南省商务厅认定了第三批“云南老字号”。连上之前认定的,“老字号”已有近百家。这其中,就有昆明的老照相馆。   完整的历史记录需要影像,它能让人直观地了解过去。昆明的老相馆有着浓重的时代色彩,不仅是老昆明的一个符号,也是传统商业文化的一面旗帜。陈年往事印刻在老胶卷上,凝固的时光讲述着过去的记忆。过去的时光纵然美好,但在众多新生代摄影店的重重包围下,昆明老相馆的境况又是如何?   拍张照片,曾是一种奢侈   相馆与摄影师的黄金时期,是在摄影术进入中国不久。上世纪20年代的昆明,为自己照张相是一种昂贵的消费。   自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,位于昆明市正义路123号的国际艺术影楼从未迁址。在昆明扎根近百年时间,店门橱窗中摆放着的国家领导人、云南省领导的照片和一台古董相机,不时吸引路人驻足观看,或是拿手机拍一张,留作纪念。   这是一家凝聚了几代老摄影师心血的老字号照相馆。摄影师们为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刘少奇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当时的明星拍过肖像,用光影定格下时代的变迁。照相馆也是过去人们需要“严肃对待”的场所——全家福、孩子周岁照、婚纱照再到四世同堂的大合照,不少昆明人家中都珍藏着印有“国际影楼”小字的照片。   国际相馆里,有一位75岁的老摄影师,名叫曹六一。他算得上是昆明还在岗的年纪最大的摄影师了,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,他见证了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昆明。目前,昆明仅存的3家老相馆,基本都是上世纪30年代开业的,若再往前推,见证人几乎已经找不到了。   曹六一只是从前人那里听说过,昆明还有更早些时候开的相馆。“大概是清朝末年,昆明开了第一家相馆,叫水月轩,在翠湖那边。后来又出现了二我轩、容芳、正义路的春影阁、一丘田的留青馆。”曹六一说,这些相馆在一些史料里,被称为昆明最早的照相馆。   据说,开办昆明第一家相馆“水月轩”的是一个叫蒋楦的老板。他把相馆建成中西结合式的两层小楼,楼下摆放照片,楼上专门照相,在当时算是开了风气之先。   之后,蒋楦的弟弟蒋朴依哥哥嘱咐,在景虹街口(现在翠湖南大门对面)开起了“二我轩照相馆”,相馆名字寓意是“第二个我”。后来“二我轩”成为昆明第一家把点灯照明运用到拍摄当中的相馆。今天的南屏街,游人们常会在一台黝黑的古董相机铜雕前驻足,雕塑下方的刻碑上,还有“二我轩”以及昆明早期老相馆的介绍。   昆明现存的三家老相馆,分别是正义路上的国际艺术影楼、建设路上的艳芳相馆,以及刚搬迁到岔街的中国照相馆。其中,要数建设路上的艳芳照相馆年纪最大。   1920年前后,有个叫黄恪存的广州人,被奔波于外地寻找专业人才的蒋朴看中,将他招募到“二我轩”。在“二我轩”工作一段时间后,黄恪存在正义路自立门户,开起了艳芳照相馆。相馆门口的玻璃橱窗里,陈列着几十张大大小小的照片,非常引人注目。相传昆明第一家手工给黑白照片上色彩的,就是艳芳照相馆。   “那时候来拍照的人,基本上都是达官贵人。照相在那时算是一种奢侈消费,一般的普通人家是消费不起的。富人为了让照相师傅把自己拍好看些,还有给小费的习惯,一般照一张照片,会给师傅十个‘袁大头’(银元)。当时摄影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两三个‘袁大头’,可想而知,当时照相是多热门的职业。”艳芳照相馆现任经理许鸿俊回忆。   老相馆的学徒工   “一台(禄来)相机1700多块钱啊!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7块钱,相当于不吃不喝攒十年,才买得起一台相机。”   1957年,曹六一进入昆明摄影公司。就在一年前,昆明所有的43家照相馆从私营转为公私合营,照相师傅的地位也不如以前。   “50年代的时候,大部分青年最憧憬的是进工厂,工人阶级地位最高。而拍照这个行当属于服务行业,所以不那么上台面,我们这帮搞拍照的,很多人当时还为没进工厂而遗憾。”曹六一说,虽然“照相师傅”那时地位并不高,但他对文学、艺术等非常感兴趣,对拍照这件事也是热情高涨。   中学毕业后,曹六一先是分配到昆明市服务公司,经过几个月的“照相集训”,然后进入服务公司下属的摄影公司。“我进的第一家相馆是盘龙区的西湖相馆,先当学徒,跟着师傅学手艺。”就这样,他当了3年的学徒,平时除了端茶、倒水、打扫卫生这些杂活,还要跟师傅学拍照,但当时十六七岁的他并不觉得累。   老人还记得,当时相馆用的是德国禄来相机。“一台相机1700多块钱啊!我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7块钱,相当于不吃不喝攒十年,才买得起一台相机。”那个时候,一台相机的价格几近于天价。自己买相机的愿望难以实现,心痒痒的曹六一就跟师傅借,“师傅很好,不光相机,连自行车都借给我。我就常常拿着相机,骑着自行车,去外面采风,那时候借个相机,相当于现在你跟别人借台宝马车,特别爱惜,小心翼翼,生怕弄坏了。”   学习拍照之余,曹六一还自己学习如何给照片着色。这个纯手工的绝活儿曾改变了黑白照片时代,让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。师傅们给照片上色时,他经常悄悄地在一旁观看,这一看就是几年时间。“后来有一次,我当着师傅们的面给一张照片上色,那也是第一次真正实际操作,结果画完后师傅们都惊呆了,他们没想到我会这门手艺,而且画得并不比他们差……”老人兴奋地回忆着。   当学徒,也有遇到意外的时候。那时的照片都是胶卷冲印,学徒们每天都要手工冲洗很多胶卷。有一次,他不小心把客人送来冲印的胶卷掉到了水里,“结果全都报废了,我非常害怕,担心客人的照片非常重要,无法弥补。后来跟客人沟通后,知道他拍的就是翠湖和滇池边的一些景色,所以我赔了他的胶卷,他也没有太计较,重新又去拍照了。”   这是曹六一50多年的摄影师生涯中至今仍有印象的“意外事件”,从学徒时期一直记到年逾古稀。   几近失传的技艺   “照片整修”是对人像摄影的加工。整修师傅通过手工,对人像摄影的底片、照片进行修饰和美化。他们是照片的“美容师”。   经过三年学徒生活,曹六一已经完全掌握了人像拍摄的技巧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,他已能够独当一面,拍得最多的还是肖像。“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慢慢好起来了,但是来拍照的还是名人居多。”   老人拍过的名人不少,演员杨丽坤、沙玉梅等,都在他的镜头里留下过永恒的影像。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担任云南省京剧院院长时有不少演出,曹六一也为她拍摄了不少剧照和生活照。   “有一张,我记得在翠湖拍的,我为她设计了一个动作,要斜躺在一块石板上,她身边的助手说太冷了,不让她躺,可关老师非常随和,说没关系,就按我说的做了。”照片拍出来后,曹六一觉得背景有些单调,于是一笔一画地在照片后面画了一座小桥和一汪流水。关肃霜对那张照片非常满意。   数码时代,电脑软件能轻松解决那样的问题,但这种把绘画和摄影术完美结合的手艺,继承人堪称稀少,如今也是几乎失传。“现在想拍黑白就拍黑白,想拍彩色就拍彩色,上色这个活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,也没有人愿意学这个,被淘汰也是正常的。”老人说,他十多年前就丢下了画笔,现在连上色的原材料都找不到哪儿有了。   59岁的朱恩华和曹六一的看法一样。尽管他掌握着一门面临失传的技艺,但他觉得“这没什么大不了,时代所趋”。   朱恩华的技艺,是“照片整修”。这是照相专业里的一项传统,与摄影、暗室和着色一道,被称为传统照相的四大工种。被拍摄的对象本身若存在面部缺陷,或是因为拍摄、冲洗制作和感光材料等原因,造成影像不良等情况(例如照片上人物脸部粗糙、干枯,缺少光泽、细腻的感觉)时,就需要整修技术来弥补。   45年前,朱恩华刚当学徒时,就开始接触这项技艺。“学习都靠自己看,师傅从来不会教你。他们整修底片、照片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,几年下来,记得滚瓜烂熟。”不仅整修,朱恩华也偷着学摄影,有客人的时候站在旁边看师傅拍,等客人和师傅一离开,朱恩华就马上到相机面前去摆弄、研究。   3年学徒时间,朱恩华把相馆里的每一个流程都掌握得驾轻就熟。于是,他有了自己的工作。   “我拍照和修片都会,但我个子不够高,领导就安排我修片。我的兴趣其实更多也是在修片上。”朱恩华没想到,这一修,就是大半辈子。   当手工整修遇上电脑“PS”   “手工要做一天的活儿,电脑上用PS几分钟就搞定了。老技术迟早是要被淘汰的。”   朱恩华记得,70年代便有昆明市民来拍结婚照,但那个时期的结婚照颇有时代特色,“一般都是照一套。一套有4张,男女合照两张,男方一张,女方一张。”   尽管拍结婚照的人越来越多,每天“一坐下就不要想站起来”,但朱恩华修片时也依然专心致志。他专挑别人脸上的瑕疵,眉毛没长齐的,他用画笔几笔就能补上;要是顾客嫌自己的表情太严肃,只要用画笔,几分钟后就能添上一对漂亮的酒窝。由于有摄影的功底,朱恩华甚至可以手工补光。   在国际相馆的一楼展示厅里,有对“照片整修”作专门介绍的一块区域。墙上贴着朱恩华的一些作品,其中一张被烧伤的人脸黑白照片格外显眼,就在原片的旁边,贴着被修复好的照片,烧伤的脸“复原”成为一张清秀的面容。修这张照片,朱恩华只花了一天时间。这是他在上修片培训班时的习作。   精湛的修片技艺让朱恩华名声大噪,很多人慕名前来找他修复老照片,甚至有从省外专程赶来请他修照片的。  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昆明人也开始拍婚纱照了,从一开始的室内拍摄,到翠湖、海埂等地方外拍。新人拍完后喜欢把照片放大,挂在家里,和现在也差不多。朱恩华虽然没有经历拍摄的过程,但拍出来的照片一样要经过他的手。   “有一次,一对新人要求把婚纱照放大得跟一扇房门一样大,结果没想到冲洗出来后,发现摄影师一时疏忽,把路人也拍了进来,客人不满意。”朱恩华灵机一动,接过照片就开始修。一天后,照片上的路人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棵大树,并且地上还生长出了一片草坪,如果不是看过原片,很难发现照片竟是“移人接木”之作。   90年代之后,电脑进入摄影领域,数码修图开始冲击传统整修,朱恩华的儿子也进入了摄影这个行当。只是,儿子对父亲昔日的整修手艺多少有点不屑。“我也学了一点数码修图,科技的发展解放了我的双手,更方便快捷,手工要做一天的活儿,电脑上用PS几分钟就搞定了。老技术迟早是要被淘汰的。”朱恩华并不为此感到失落,他决定“退休以后,要买一台自带修图功能的相机”,现在,他觉得手机里的“美图秀秀”也挺好用。   朱恩华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。今天,他在国际相馆仍然担任整修师的工作,每天相馆冲洗出来的照片,都要在他这里审核一遍。如果有PS软件无法完美处理的照片,就交给他手工整修,但每天,他的工作量实在少得可怜。   “老字号”的明天在哪里?   老字号相馆的困境,也是经营管理者们的焦虑。一位已经退休的老相馆摄影师感叹:“也许不能再打情怀牌了。”   自专业的婚纱摄影店出现在昆明街头时,筹备婚礼的新人们为多了一种选择而高兴,而老相馆的摄影师们则觉得震撼。   “当时我们都很吃惊了,没想到婚纱照还能那样拍。新郎、新娘穿着唯美的婚纱和礼服,角度各种各样,妆容看上去像电影明星,连光线都是偏黄,不讲究光影效果,拍出来一张张大白脸。”曹六一和一些老相馆的同事们意识到,婚纱摄影的新热潮已经在昆明掀起并蔓延开来。   其实,并不是所有老相馆从业者们都认可婚纱摄影的新拍摄模式。“一开始觉得他们肯定做不长久,结婚照怎么能那样拍呢?跟我们一开始学的那些摄影理论不符合啊!而且价格还比国营相馆高好几倍。”中国照相馆现任蒋经理回忆,当“港台风”吹进昆明的婚纱摄影行业,影楼遍地开花,外来品牌的强势入侵,老相馆们猝不及防,“后来再想追赶,已经发现落后别人好远了。”   之后,几乎每年,昆明摄影行业都有源源不断的“新成员”加入,也有不少影楼或摄影工作室倒闭。不断创新以求年轻消费者的青睐,成了决定影楼和工作室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因素。  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,老相馆也倒下了一批,营业至今的国际艺术影楼、艳芳照相馆和中国照相馆,是商战中仅有的幸存者。国际艺术影楼仍旧保持着传统的风格,在综合中突出重点,全家福和集体照仍是取胜的法宝。   2014年,艳芳和中国照相馆联合推出“精品全家福”和“精品证件照”。妆容精致,后期用心,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拍摄流程。“我们的全家福拍摄需要先和顾客沟通拍摄风格,定人数,选场景、服装化妆和整体造型,拍摄不低于百张,后期修片选片成册,都要和顾客再三沟通交流。”艳芳照相馆许经理向记者介绍。   但不可否认的是,艳芳照相馆和中国照相馆的老顾客仍在流失。加上缺少宣传和推广,老顾客找不到搬迁后的相馆,年轻一代也很少听说这些老相馆。   今年2月,中国照相馆从董家湾搬到岔街,门店装饰一新,场地也大了不少,但往来的行人很少驻足。说起这,蒋经理有些无奈,迁址后的一个多月,相馆业务量骤减,原来的包装袋上印的也还是董家湾老店的地址。“之前印了太多没用完,扔了也浪费,只能用完了再换。”   临近中午,一个客人走进店里询问拍证件照,一听要50元拍一次,连连摆手:“太贵了。”转身离去,店员没有解释,也没有挽留,蒋经理苦笑:“一天要遇到好多这样的情况。”   老字号相馆的困境,也是经营管理者们的焦虑。一位已经退休的老相馆摄影师感叹:“也许不能再打情怀牌了。”但该何去何从,经历了从国企到公私合营,再到私营的他们,谁也不知道。   迁至建设路上的“艳芳”面积也不小,两层。但从外表看,它只是个普通的影楼,繁华不再,在门前一棵大树枝桠的遮掩下甚至显得有些落寞。远离了原址,“艳芳”不再艳芳,除了大厅里摆放的老门牌匾,过去的印迹已不可觅。(记者 曹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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